我們離開勞瑞斯頓花園街三號的時候，時間剛過一點鐘。夏洛克·福爾摩斯帶我走到最近的電報局，在那裡發了一封很長的電報。然後他叫了一輛馬車，吩咐車夫載我們去雷斯垂德給的那個地址。
「沒有什麼比第一手證據更好的了，」他說，「事實上，我對這個案子已經有了完整的想法，不過，我們還是把能學到的東西都學到手比較好。」
「你讓我太驚訝了，福爾摩斯，」我說，「難道你真的像你裝出來的那樣，對你剛才說的那麼多細節都那麼確定嗎？」
「沒有任何犯錯的餘地，」他回答。「我一到那裡，觀察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輛馬車的輪子在路邊留下了兩道車轍。我們已經有一個禮拜沒下雨了，一直到昨天晚上都沒下，所以那些留下那麼深印記的輪子，一定是在夜間經過那裡的。那裡還有馬蹄的印記，其中一隻蹄子的輪廓遠比其他三隻清晰，這說明那是一隻新蹄鐵。既然那輛馬車是在下雨之後才到那裡的，而且整個早上都不在那裡——這是葛雷格森親口說的——那麼就可以推斷，那輛馬車一定是夜間到那裡的，因此，就是它把那兩個人帶到那間房子去的。」
「這聽起來倒是挺簡單的，」我說，「可是另一個人的身高呢？」
「哎呀，一個人的身高，十有八九可以從他的步幅判斷出來。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計算，不過我沒必要用數字來煩你。我在外面的泥土地上和裡面的灰塵裡都量了這個人的步幅。然後我又用另一種方法來驗證我的計算。當一個人在牆上寫字的時候，他的本能會讓他把字寫在大約與他眼睛同高的位置。牆上那個字離地面剛好超過六英尺。這簡直就是小孩子的遊戲。」
「那他的年齡呢？」我問。
「嗯，如果一個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跨出四英尺半的步子，那他肯定還不至於老到走不動路。那正是花園小徑上一個水窪的寬度，他顯然是直接跨過去的。穿漆皮靴的人繞了過去，而方頭靴子則是跳過去的。這一點都沒有什麼神秘之處。我只是把我那篇文章裡所倡導的幾個觀察和演繹的原則，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罷了。還有什麼讓你困惑的嗎？」
「指甲和特裡奇諾雪茄，」我說。
「牆上的字是用一個人的食指沾著血寫的。透過我的放大鏡，我觀察到寫字的過程中灰泥上有輕微的刮痕——如果那個人的指甲修剪過的話，就不會出現這種刮痕。我從地板上收集了一些散落的菸灰。那種菸灰顏色很深、呈片狀——只有特裡奇諾雪茄才會產生這種菸灰。我對雪茄菸灰做過專門的研究——事實上，我還寫過一篇關於這個主題的專論。我敢自誇，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任何一種知名品牌的雪茄或菸草的菸灰。正是在這種細節上，一個有經驗的偵探才區別於葛雷格森和雷斯垂德那種類型。」
「那紅潤的臉呢？」我問。
「啊，那個推測比較大膽，不過我毫不懷疑我是對的。在目前這個階段，你最好別問我這個問題。」
我用手抹了抹額頭。「我的腦袋都快糊塗了，」我說，「這件事越想越離奇。這兩個人——如果確實是兩個人的話——是怎麼進到一間空房子裡去的？載他們來的馬車夫哪裡去了？一個人怎麼能強迫另一個人吃下毒藥？那些血是從哪裡來的？兇手的目的是什麼，因為顯然不是為了搶劫？那個女人的戒指又是怎麼跑到那裡去的？最奇怪的是，第二個人為什麼要在逃走之前，在牆上寫下那個德文字『RACHE』？我必須承認，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把所有這些事實串聯起來。」
我的同伴讚許地笑了笑。
「你把這個案子的困難之處歸納得很精確、也很好，」他說，「還有很多事情不清楚，不過我對主要的事實已經相當確定了。至於可憐的雷斯垂德的那個發現，那只不過是一個煙幕彈，目的是引導警方往錯誤的方向去調查——讓人聯想到社會主義和秘密會社。那並不是一個德國人寫的。如果你注意看，那個字母A的寫法帶有幾分德語的風格。然而，真正的德國人通常都是用拉丁字體來書寫的，所以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，這不是一個德國人寫的，而是一個笨拙的模仿者寫的——他模仿過了頭。這只是一個花招，目的是把調查引到錯誤的方向上去。我不打算告訴你更多關於這個案子的細節了，醫生。你知道，魔術師一旦把他的把戲解釋清楚，就得不到任何讚賞了；如果我讓你看太多我的工作方法，你最終會得出一個結論，認為我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而已。」
「我永遠不會那樣想，」我回答，「你把偵探工作帶到了這個世界上可能達到的、最接近於一門精確科學的程度。」
我的同伴聽了我這番話以及我說這話時真誠的語氣，高興得臉都紅了。我早已觀察到，他在自己的技藝方面，對於別人的讚美就像任何一個女孩子對她的美貌一樣敏感。
「我再告訴你另一件事，」他說。「穿漆皮靴的人和方頭靴子是坐同一輛馬車來的，他們一起沿著小徑走過來——很可能還像好朋友一樣勾肩搭背。進到屋裡之後，他們在房間裡走來走去——或者更準確地說，是穿漆皮靴的人站著不動，而方頭靴子走來走去。這些我都可以從灰塵上看出來；我還可以看出，他越走越興奮。這可以從他步幅的加大看出來。他一直不停地在說話，毫無疑問，情緒越來越激動。然後悲劇就發生了。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訴你了，剩下的就只是推測和猜想了。不過，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工作基礎。我們得快一點，因為我今天下午還要去聽哈勒的音樂會，聽諾曼·內魯達的演奏。」
這段對話進行的時候，我們的馬車正穿梭在一長串骯髒的街道和淒涼的小巷之中。就在其中一條最骯髒、最淒涼的小巷裡，我們的車夫突然停了下來。
「奧德利院就在那裡面，」他指著一排死氣沉沉的磚牆中間一條窄窄的縫隙說，「你們回來的時候會在這裡找到我。」
奧德利院不是一個吸引人的地方。那條窄窄的通道把我們帶進一個鋪著石板、四周圍繞著破舊住宅的院子。我們在一群髒兮兮的小孩之間，以及一排排褪色的衣物之間穿行，終於來到了四十六號。那扇門上掛著一小塊黃銅牌子，上面刻著「蘭斯」這個名字。經過詢問，我們得知那位警察正在睡覺，於是我們被帶進前面一間小小的客廳，等他過來。
他沒過多久就出現了，看起來對於被人從睡夢中叫醒這件事有點不高興。「我已經在局裡做過報告了，」他說。
福爾摩斯從口袋裡拿出一枚半 sovereign 的金幣，若有所思地在手裡把玩著。「我們想親耳聽你講一遍整個經過，」他說。
「我很樂意把我知道的都告訴你們，」那位警察回答，眼睛一直盯著那枚小金幣。
「就照你自己的方式，把事情的經過講給我們聽聽。」
蘭斯在那張馬毛沙發上坐了下來，皺起眉頭，好像打定主意絕不遺漏任何細節。
「我就從頭開始講給你們聽，」他說。「我的班是從晚上十點到早上六點。十一點的時候，『白鹿』酒吧那邊有人打架；不過除了那個，巡邏的這一帶倒是都很安靜。到一點鐘的時候開始下雨，我遇到了哈利·默徹——他負責荷蘭林蔭路那一帶——我們一起站在亨麗埃塔街的轉角聊天。沒過多久——大概兩點左右吧，或者稍晚一點——我想我應該去布裡克斯頓路那邊巡一巡，看看有沒有什麼狀況。那條路上又髒又冷清。一路上我一個人也沒碰到，雖然有幾輛馬車從我身邊經過。我就這麼走著，心裡想——咱們私下說說——這時候要是來一杯熱乎乎的杜松子酒該有多好。就在這時候，我突然看到那間房子的窗戶裡有燈光一閃。我心裡清楚，勞瑞斯頓花園街那兩間房子是空著的，因為屋主不肯讓人來修排水管——雖然最後一個住在那裡面的房客就是因為傷寒死掉的。所以，我一看到窗戶裡有燈光，整個人就緊張起來了，我心想，肯定出了什麼事。等我走到門口——」
「你停了下來，然後又走回到花園的門口，」我的同伴打斷他說，「你為什麼要那樣做？」
蘭斯猛地跳了一下，用極度驚訝的表情瞪著夏洛克·福爾摩斯。
「哎呀，您說得沒錯，先生，」他說，「可您究竟是怎麼知道的，只有老天爺曉得了。是這樣的，等我走到門口的時候，四周是那麼安靜、那麼荒涼，我就想，有個人在我身邊也好。這輩子我還沒怕過什麼活著的東西；但我心裡想，說不定是那個死於傷寒的人回來檢查那些害死他的排水管了。這個念頭讓我心裡有點發毛，於是我又走回門口那裡，看看能不能看到默徹的燈籠，但我沒看到他的影子，也沒看到任何其他人。」
「街上沒有任何其他人嗎？」
「一個活人也沒有，先生，連條狗都沒有。然後我給自己打打氣，又走回去，推開了門。裡面一片寂靜，於是我走進那個有燈光在燃燒的房間。壁爐架上有一根蠟燭在閃爍——一根紅蠟燭——藉著它的光，我看到——」
「是的，我知道你看到了什麼。你在房間裡繞了好幾圈，然後跪在那具屍體旁邊，接著你又走過去試了試廚房門的把手，然後——」
約翰·蘭斯猛地站了起來，臉上帶著驚恐，眼裡露出懷疑的神色。「您躲在哪裡看到這一切的？」他喊道。「我看您知道的比您應該知道的多得多。」
福爾摩斯笑了起來，把他的名片從桌子對面扔給那位警察。「別把我當成兇手抓起來，」他說，「我是一隻獵犬，不是那匹狼。葛雷格森先生或雷斯垂德先生可以替我作證。不過請繼續說下去。你接下來做了什麼？」
蘭斯重新坐下，但臉上仍然帶著困惑的表情。「我回到門口，吹響了我的哨子。這就把默徹和另外兩個人引來了。」
「那個時候街上空空的嗎？」
「嗯，怎麼說呢，就任何能幫上忙的人來說，是空的。」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那位警察的臉上綻開了一個笑容。「我這輩子見過很多醉漢，」他說，「但從來沒見過像那個傢伙那樣哭哭啼啼的醉鬼。我出來的時候，他就在門口那裡，靠在欄杆上，扯著嗓子唱什麼『哥倫拜恩的新奇旗幟』之類的歌。他站都站不穩，更別說幫忙了。」
「那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夏洛克·福爾摩斯問道。
約翰·蘭斯對於話題被打岔這件事顯得有些不悅。「他就是個醉得不省人事的那種人，」他說，「要不是我們當時忙著處理案子，他早就被帶到局裡去了。」
「他的臉——他的穿著——你都沒注意到嗎？」福爾摩斯不耐煩地追問。
「我當然注意到了，因為我還得扶他——我和默徹兩個人一起扶他。他是個高個子，臉紅紅的，下半部用東西圍著——」
「夠了，」福爾摩斯喊道。「他後來怎麼樣了？」
「我們自己都忙不過來了，哪還有空去管他，」那位警察用一種委屈的口吻說，「我敢打賭他自己找到路回家了。」
「他穿什麼衣服？」
「一件棕色的大衣。」
「他手裡拿著鞭子嗎？」
「鞭子？沒有。」
「那他一定是把它留在哪裡了，」我的同伴低聲說。「那之後你碰巧有看到或聽到馬車的聲音嗎？」
「沒有。」
「這裡有半 sovereign 給你，」我的同伴站起來，拿起帽子說。「恐怕你永遠不會在警隊裡升職了，蘭斯。你那顆腦袋不應該只用來裝飾，也應該用來做事才對。你昨天晚上本來可以升上警長的位置的。你當時抓住的那個人，就是掌握著這個案子關鍵線索的人，就是我們正在找的那個人。現在爭論這件事已經沒用了；我告訴你，事實就是這樣。走吧，醫生。」
我們一起離開，往馬車的方向走去，留下那個警察——他仍然不相信，但顯然心裡很不踏實。
「那個蠢貨，」我們驅車返回住處時，福爾摩斯苦澀地說，「想想看，他碰到了這麼一個千載難逢的好運氣，卻沒有好好利用。」
「我心裡還是不太明白。這個人的描述，確實跟你對這個案子中第二個人的判斷吻合。可是，他為什麼離開之後又回到那間房子去呢？這可不是罪犯會做的事。」
「戒指，老兄，那枚戒指——他就是為了那枚戒指回來的。如果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抓到他，我們可以用那枚戒指當誘餌。我一定會抓到他，醫生——我跟你打賭二比一，我一定會抓到他。這一切還得感謝你。要不是因為你，我可能就不會去，那樣就會錯過我碰過的最精彩的研究——一個血字的研究，嗯？我們為什麼不用一點藝術界的行話呢？有一條血紅色的謀殺之線，貫穿在生活那無色的紗線之中，而我們的職責就是把它解開，把它分離出來，把它一寸一寸地暴露出來。現在，去吃午飯，然後去聽諾曼·內魯達的音樂會。她的運弓和指法真是棒極了。她演奏的那首蕭邦的小曲子，那首『噠啦噠啦噠啦噠』，多麼美妙啊。」
他就這樣靠在馬車裡，像隻雲雀一樣唱著歌，而我則在思考人類心靈的多面性。